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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T多学科协作组晚期胃窦癌姑息治疗

医院孙太伟李泓姜鹤王妍

病例简介

病史

患者蔡某,男,60岁,以“进食后中上腹饱胀不适感1月”医院就诊。

辅助检查胃镜检查见胃体占位,活检病理提示低分化腺癌。CT示胃体、胃窦部、胃壁增厚(图1A)。

前期治疗患者于年7月行剖腹探查,术中见胃窦、体部巨大肿瘤,直径约12cm,浸润浆膜并侵犯胰腺、十二指肠及横结肠系膜根部,胃周淋巴结明显肿大,考虑病变无法切除,遂行胃空肠吻合术,探查后临床分期为cT4bN+M0。经讨论拟先予同步放化疗,根据疗效争取再次根治手术的机会。

患者既往体健,入院前卡氏(Karnofsky)评分80分,中度贫血貌,余无殊。

入院诊断胃窦胃体部恶性肿瘤(cT4bN+M0)。

放化疗前检查

血常规检查:红细胞2.80×/L,血红蛋白79g/L,白细胞6.75×/L,中性粒细胞3.96×/L,血小板×/L。肝肾功能正常,白蛋白37g/L;癌胚抗原(CEA)11.52μg/L。

姑息性同步放化疗

年8月至9月

患者共接受三野同中心适形放疗DT45Gy/25次,1.8Gy/次,每周5次,共5周,放射治疗靶区为胃窦体部病灶和可见胃周淋巴结以及淋巴引流区(包括肝胃间隙、幽门上下、肝门区、腹腔干和肠系膜上动脉周围、胰周以及肾门水平以上的腹主动脉旁),治疗计划及各重要脏器、组织的剂量体积直方图见图2。

放疗期间每日口服卡培他滨mg同步化疗增敏。

放疗中有2级消化道和血液系统毒性反应。放疗后休息6周,期间未行化疗。

年10月

复查血常规:红细胞3.82×/L,血红蛋白94g/L,白细胞2.44×/L,中性粒细胞1.2×/L,血小板×/L;肝肾功能正常,白蛋白41g/L;CEA3.80μg/L。

增强CT检查:胃体、窦部局部腔壁较固定、稍增厚,黏膜异常强化,周围见多枚轻度肿大淋巴结,较年7月CT检查结果明显改善(图1B)。

治疗及转归

第2次手术

年11月,患者在我院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D2术式淋巴清扫。术中探查见肝脏、腹盆腔、大网膜无转移结节,胃窦见5cm×6cm肿块,侵犯浆膜层,侵及横结肠系膜,胃周淋巴结无明显肿大。

术后病理显示:镜下低分化腺癌,侵及胃壁全层及周围脂肪组织,脉管内见癌栓,累及神经,残余肿瘤范围约70%,其中约60%肿瘤细胞显示显著变性、空泡化、皱缩以及凋亡状态;贲门及胃切缘未见肿瘤累及;贲门左淋巴结均未见癌转移,小弯侧淋巴结(3/15)枚,大弯侧淋巴结(3/12),见癌结节1枚;幽门下淋巴结(1/2)。

术后病理分期:ypT4aN3aM0,ⅢC期。

D2根治术后化疗

自年12月(术后1个月)起,患者共接受XELOX方案化疗4个疗程[奥沙利铂(mgd1)+卡培他滨(mg)]。

D2根治术后随访及随访中肝转移治疗

年4月,患者常规随访,血红蛋白g/L,CEA5.6μg/L,B超检查发现肝内多个小转移灶,遂接受肝脏增强磁共振成像(MRI),见肝内多个大小不等结节,最大者7mm×5mm,动脉相增强,后期呈相对低信号(图3)。

年4月,患者接受第1次经肝动脉的栓塞化疗。血管造影(DSA)显示肝右叶多发小的肿瘤血管染色,灌注羟基喜树碱16mg,奥沙利铂mg,选择性血管注入奥沙利铂mg+吡柔比星30mg+超液化碘油5ml。

年5月(介入治疗后6周),患者随访CT,未见病灶内有碘油沉积,CEA降至4.1μg/L,DSA未见肿瘤血管染色,给予第2次肝动脉灌注化疗(羟基喜树碱12mg+奥沙利铂mg+吡柔比星20mg)。

年9月、年11月和年1月,患者接受经肝动脉灌注同样的化疗药物。患者CEA水平呈现进行性上升,分别为13.8μg/L、21μg/L、55μg/L。影像学随访见肝内病灶增多、增大。

转归

年4月出现腹胀、腹痛、纳差,检查发现不完全性肠梗阻伴腹水,肝内病灶进展,患者放弃治疗,于年8月死亡。

图1A,剖腹探查前静脉相增强CT,胃窦部胃壁明显增厚僵硬,增强明显强化(白色或黑色箭头),胃窦周围肿大淋巴结(红色箭头)B,放疗后增厚的胃壁明显恢复,未见肿大淋巴结

图2靶区为胃窦体部病灶和可见胃周淋巴结以及淋巴引流区(包括肝胃间隙、幽门上下、肝门区、腹腔干和肠系膜上动脉周围、胰周以及肾门水平以上的腹主动脉旁)

图3术后半年随访MRIA,可见数个动脉期增强小病灶(黑色箭头所示)B,静脉相病灶呈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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