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于二战期间在美军中服役的日裔士兵并不陌生。而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在意大利战场上曾经和德军交战的第团级战斗队。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地球另一端的太平洋战场上，还有一批日裔军人在和他们血统上的同胞交战。尽管美国军方曾经一度怀疑过这些人是否忠诚，但最终他们仍然以实际行动为自己赢得了信任和荣誉。
（反映日裔美国人第团级战斗队的电影《GoForBroke》）
年，缅甸北部的NhpumGa附近的一座山脊。这座散发着恶臭的山脊被美军第部队（也就是梅里尔准将指挥的劫掠者部队）第2营的士兵们称之为“蛆岭”。这支深入日军战线后方的部队此时缺乏补给和弹药，而且解围的希望也日渐渺茫，百无聊赖的士兵大多都躲在战壕里，谈论着诸如女人、家庭之类的话题。然而就在此时，其中的一名中士却沉默不语，他对其他人谈论的话题似乎丝毫不感兴趣，却在仔细倾听着战线另一边的声音，那里传来的语言对于大多数美军士兵来说是陌生的，而对这个中士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乡音—黄皮肤、黑头发的罗伊·松本（RoyMatsumoto）是美军中特殊群体，美籍日裔军人中的一员。
罗伊·松本在年的留影
此时是年4月，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罗伊·松本和自己的父母已经有将近14年未曾谋面。年5月，罗伊·松本在洛杉矶出生，他是家中的长子，作为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后代，年，时年8岁的罗伊·松本随自己的父母回到日本广岛，在那里他进入日本学校读书。随后他的兄弟姐妹也回到了日本。17岁那年，松本和一位日本女孩萌生了恋情，但是他的父母却又把他送回了加利福尼亚，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松本还在一位日本老乡的杂货铺里打工。在回国之后，松本的母亲叮嘱他，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血统，忠于祖国日本。
当然，到底忠于哪个祖国，对于松本来说似乎并不是问题。年春天，松本的忠诚迎来了考验，包括他在内的12万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日本后裔被美国政府关进了拘留营。在战争爆发之后，美籍日裔居民被自己的血统所牵连，被美国政府认为是不稳定因素。然而，精通日语的日裔美国人对于美国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MIS）却非常有用，在战争中有超过名日裔美国人为军事情报局服役，在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支部队中担任翻译员和审讯人员，其中就包括梅里尔准将的第部队，也就是今天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的前身。
年2月，松本和另外13名日裔美军军人随同梅里尔准将来到缅甸北部。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判读、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审讯日军俘虏，此时的第部队面对的是日军第18师团，盟军此时正在反攻缅甸，试图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然而在2个月后，松本所在的第2营却被孤立在日军战线后方。而每天晚上，松本都会摘下自己的钢盔和手枪，在暗夜中匍匐着向日军阵地靠近。他往往会偷偷溜到距离日军阵地15码左右的距离，在这里足够听清敌人的谈话。而就在一天晚上，松本听到一个日军军官用他熟悉的方言谈到，日军准备在黎明之前对蛆岭发动攻击。
弗兰克·梅里尔准将和日裔翻译在一起。从左至右依次为技术军士赫伯特·宫崎（HerbertMiyasaki）（来自夏威夷帕奥伊洛）和技术军士吉村章（AkijiYoshimura）（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柯鲁萨）。
松本在回到美军阵地之后，把这个情报告诉了目标阵地的美军中尉，而在凌晨的战斗中，美军击溃了日军的第一波进攻，并且发动反击，直接把第二波攻击的日军部队压了下去。恰在此时，松本突然从自己的散兵坑里跳了出来，就站在两军的火线中间，竭力模仿日本军官的语气高呼“突击！冲！（Totsugeki!Susume!）”奇妙的是他的这一番表演居然起了作用，剩余的日本士兵鼓起勇气重新进攻，却直接撞进了美军的伏击阵地。松本的勇敢行为后来获得了军事情报局的褒奖，并且为在美军中服役的日裔美国人争取了无上的光荣，虽然他们为之效忠的这个国家，曾经怀疑过他们的忠诚。
年春，太平洋上战云密布，美日很有可能爆发战争，美国陆军情报军官约翰·韦克林（JohnWeckerling）少校和凯·拉斯穆森（KaiRasmussen）上尉预计在战争中美军将会需要一批熟练掌握日语的军人。为此战争部专门拨付了一笔款项，开设了第4集团军情报学校，韦克林和凯·拉斯穆森开始招募适合学习日语的士兵。
自然，最好的兵源就是“Nisei”，也就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日裔。大多数日裔美国人都能够熟练掌握日语，对日语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因此情报学校中的成绩也自然名列前茅。韦克林和凯·拉斯穆森亲自和百余名日裔学员个别谈话，并且挑选了成绩最好的58名学员，于年11月在旧金山普雷西迪奥美军第4集团军司令部附近的一个废弃机库里开始授课。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由于美国官方对日裔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这个培训班又增调了十余名白人学员，希望在他们结业之后作为军官，在战场上指挥日裔士兵。在教学过程中，拉斯穆森使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影印的日军条令，加上旧金山买来的日语词典作为教材，学员们学习日军军语和军事文化，包括日本军队的制服和符号。
正在上课的军情局日裔学员
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第号总统令，将西海岸居住的日裔投入了拘留营，并且将日裔划为不得服役的族群。大多数已经在军中服役的日裔被调到了内陆的非战斗岗位。而专门培训日语人才的学校也被迁移，不过在此之前，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其中有40名日裔，而仅有的2名白人学员的出身也出奇的一致，两个人都是在日本的美国英语教师的孩子。而其余28名学员则未能达到学校严格的毕业标准。
在年5月之后不久，这所学校转移到明尼苏达州，改名为军事情报局语言学校，由拉斯穆森担任校长。年6月，新一期培训班开课，学员人。而与此同时，第一批学员也被分配到了各个地方，其中10名日裔被分配到拘留日裔居民的萨维奇拘留营担任指导官。5名学员前往阿拉斯加，负责监听阿留申群岛的日军无线电通讯。两名白人毕业生之一的戴维·W·斯威夫特率领8名日裔，前往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协助麦克阿瑟将军，组建了盟军翻译处。而同一批毕业生中的约翰·博登上尉，也就是其中另外的一名白人毕业生，则率领另外一个团队前往南太平洋。
正在上课的军情局日裔学员
当时的美军指挥官对日裔士兵在语言翻译上的作用及其狡情报能力知之甚少。首批前往新喀里多尼亚的翻译团队一开始成了司令部的司机和警卫，直到美军开始准备进攻所罗门群岛之前，他们才有机会一展身手，负责监听、翻译日军的通讯内容。而其中的一名成员吉姆·杏谷勝（JimMasaruAriyasu）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克服周围的人们对我们与生俱来的怀疑和恐惧，而和我们共事的那些白人军官，甚至是将军们都对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其他人更是不停地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想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能耐”。
年10月，博登率队前往瓜岛，他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允许军事情报局翻译团队前往前沿地域，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监听日军的通讯从而获得情报。这些日裔美国人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们通过翻译日军的作战文件，获得了对方关键武器装备和弹药的储藏地点。博登在给军情局语言学校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当初那些激烈反对使用日裔的人，现在已经成了他们的忠实拥护者”。
韦克林和拉斯穆森的预言是准确的，整个太平洋各个战区的司令官现在都要求获得日裔语言专家。年2月，时年24岁的华盛顿大学学生西村裕之（HiroyukiNishimura）在密苏里的克劳德拘留营加入了军情局。作为一个西雅图男孩，西村裕之勉强完成了数百课时的学习，就在他在课堂上苦读的时候，他的白人同学却在基地里的球场挥洒汗水。西村裕之面前完成了考试，但又抗议说：“我对日语并不感冒，实在太难了。”
年7月，在怀俄明州的沃伦堡，出生于俄勒冈州，曾在福冈上学的松井隆在图书馆里嘲笑一本日语的宣传册翻译的实在太差，就被军情局注意到了。他很快就被派往萨维奇，拉斯穆森测试了松井隆的语言技能，并很快就让他成了那里的讲师。此后，在获得了战争部的批准之后，这些讲师前往日裔拘留营，对日裔美国人进行语言测试，让他们有机会离开拘留营的铁丝网，穿上军队的卡其布制服。有将近0名日裔志愿为军队服役，其中就包括罗伊·松本。
在明尼苏达州军情局语言学校的日裔学员
当时美国本土大约八分之一的日裔都有被父母送回日本接受教育的经历。尽管美国政府对这样的人特别不信任，但是军事情报局却非常青睐他们的这种经历。许多日裔加入了军情局，这是因为他们由此可以获得为美国效忠的机会。但是一些自愿参军的人却遭到了同龄人和家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不应该为监禁他们的军队服役。在加利福尼亚州东北部的图勒湖战争安置营地工作的北川大辅回忆，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尽管有些人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他们要么自作主张，要么和父母激烈的争吵。
拉斯穆森邀请哈佛大学著名的日裔律师约翰·F·相矶（JohnF.Aiso）担任军情局翻译工作者的教学任务。作为学术培训主任，相矶为日裔学员设定了极高的教学标准，他经常提醒占学员总数85％的日裔学员，他们的表现将会对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未来产生直接影响。接受培训的学员每天要上7小时课，不仅要学习掌握日本语言和军事习俗，还要掌握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分析文件与审讯战俘的技巧。许多学员甚至会熬夜加班加点，在光线充足的厕所里苦读。医务人员会注意到，由于疲劳导致学员中要配眼镜的人急剧增加。
身穿军服的约翰·相矶教授
拉斯穆森收到了前线的报告，认为这些日裔学员的培训相当有效，不过相矶教授并不满足于此，他调整了课程，在日本文化课程中加入了日本电影观赏，同时还从前线返回的日裔军人给学员们上课。
最初，学校教授的审讯技巧相当严厉。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们扮演战俘的角色，教导学生们在对方拒绝合作时，用严厉的口气威胁对方。但参加过瓜岛作战审讯战俘的日裔美军翻译却表示，这些措施其实大可不必。由于日本军队要求士兵们绝不能被俘，而是应该杀身成仁，因此日本士兵往往从没有想过一旦被俘怎么办。日本士兵往往认为如果被俘，必将遭到美军的严刑拷打并最终被杀害，然而美军提供的人道待遇却让日军战俘所震惊，并经常毫不犹豫地回答美国人提出的问题，而在得知审问他们的黄面孔是美国人，而不是伪装的日本军官之后，战俘们往往会松了口气，这样就不必担心因为被俘而受到惩罚。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日本战俘拒绝接受讯问时，日裔翻译员只需要简单地说明，如果拒不合作，那么红十字会就通知战俘的配偶或父母他并没有战死，这样就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耻辱，从而确保日军战俘和美国人合作。因此，学校开始教授更缓和的审讯方法。
军情局语言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拉斯穆森上校
尽管日裔学生的学习成绩优异，但他们仍处于反谍部门的监视下。为了培养领导、指挥日裔翻译员的军官，军情局语言学校继续招募具有日语知识和日本习俗知识或具有智商测试成绩比较高的白人军人。当战争部要求提供日裔翻译团队时，相矶教授和学校的顾问就会精心挑选一批学生执行任务。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团队要包括1名白人军官，以及包括接受过审讯、口译和笔译训练的学员。
年8月，由于军方对翻译团队的需求不断增长，军情局语言学校搬迁到了明尼苏达州斯内灵堡，这里的基础设施规模更大，同时学校还扩大了招生范围，吸纳了50名陆军妇女辅助部队的日裔成员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但军情局大多数翻译人员仍然是男性日裔，他们在服役时面临极大的个人风险。如果被俘，他们可能会遭到酷刑折磨或作为叛国者处决，任何人仍在日本的家人都可能面临报复。而与友军的共同行动也会带来危险，因为日裔军人有时被误认为敌人。因此，当日裔在战场执行任务之前，他们通常要在部队里四处转转，以减少被友军误击的风险。然而，情况并非万无一失，比如年年底，在缅甸的第26英印度师服役的西村裕之。
有一天晚上，西村裕之在仰光以北的丛林里正在睡觉，一批英国士兵突然出现把他扣了下来，对方怀疑他是逃跑的日军士兵，穿上了美国人的军服。一名英军军官反复端详西村的那副面孔，而负责担任西村保卫工作的印度警卫员则焦急的分辨，试图证明西村的身份。通过司令部的协调，英国人最终解除了怀疑，把两个人放走了。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哈里·莫根（HarryAkune）是二代日本移民，在科罗拉多拘留营中加入了军情局。年2月，哈里·莫根作为唯一一名日裔翻译员，奉命跟随美军第空降团级战斗队参加在科雷吉多尔的空降作战。2月16日，莫根随部队在岛上跳伞。落地之后，偏离了着陆区的莫根好不容易爬上一段路堤，却蓦然发现有十几个美国士兵正在用枪指着他。莫根后来回忆“天呐，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开枪，我估计所有人都会跟着开枪”。他马上扔掉了自己手中的枪，举起了双手，幸亏这个时候其中一个人认出了他，命令其他人把枪放下。第团着陆之后站稳了脚跟，莫根马上开始整理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他很快发现岛上日军并非是事先所判断的人，而是足足有人。
日裔翻译员在太平洋战场上建立了诸多功勋，比如参与年4月截杀山本五十六的行动，翻译了缴获的Z计划文件，破解了日军年的南太平洋防御作战计划。从华盛顿到德里，到处都活跃着日裔翻译员的身影，他们或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翻译日军的原子武器工程文件，或是跟随部队登上海滩，审问俘虏。若干年后，麦克阿瑟的首席情报官威洛比高度赞誉日裔军人“他们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缩短了两年，拯救了至少一百万美军士兵的生命，同时节省了数亿美元的花费”。
年，随着日本的投降，军情局进入了新时代，第号总统令撤销后，军情局语言学校重新搬回到加利福尼亚蒙特利。在接下来的7天时间里，大约名日裔翻译员将在日本为日本的重建、美国行政当局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以及遣返日本战俘发挥作用。当然，很多日裔军人在抵达日本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寻访自己的家人。年，松井隆和70名日裔翻译员一起为准备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抵达日本，在开始工作之前，陆军方面给松井放了个假，允许他去福冈和自己的父母团聚。
而对于罗伊·松本来说，他和家人的团聚经历更为传奇。由于战争期间广岛遭到了美军原子弹的轰炸，罗伊·松本以为自己的家人早就不在人世了。然而在年罗伊·松本前往中国审问日本战俘时，却意外地在战俘名册中发现了自己堂兄的名字。他的堂兄告诉松本，他的父母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之前就躲到了乡下。最终，罗伊·松本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其中甚至包括两个曾在日军中服役而最终生还的弟弟。
二战结束之后的年，军情局语言学校改为国防语言学员，先后为美国和各国培养了掌握二十多种语言的学员。军情局使用日裔翻译员的历史到年才被解密，正如约翰·相矶教授所说，这些日裔美国军人在太平洋战场的功绩，以及第团级战斗队和第步兵营的日裔士兵在欧洲战场的功绩，终于为日裔美国人赢得了地位。年，松井隆作为百余名日裔证人之一，为二战美国拘留日裔公民的质询作证，并最终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道歉和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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