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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薇床畔烟渚之间的英雄主义

原载《海南日报》年6月

年至今,我为《海南日报》撰写书评共七篇,此为系列书评第一篇,原题为:《〈床畔〉:英雄主义的彼岸一种》。

差不多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年仅十余岁的严歌苓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文艺兵,她多次乘坐成昆线列车,见到“车两边都是万丈深渊,而那些数十里长的隧道似乎扎进去就出不来”的惊险景象。她还听说,在这条铁路上,“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多年以后,这段经历穿过一条曲折而隐秘的通道,进入了她的小说《床畔》。在这部她称之为“爱情故事”的作品里,年轻的军队女护士用一种痴迷的忠诚,尽心尽力地护理一位已成植物人的英雄铁道兵,为此,她放弃了爱情,付出了青春。

作为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的女作家,严歌苓之所以选择这个在今天看来有点“过时”的题材,自然有她的用意,稍后且表。她十二岁便入伍跳红色芭蕾舞,因为身体条件限制,转向了舞蹈大纲写作。二十一岁那年,她主动请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担任战地记者。后来,她调回北京铁道兵总部创作组;再后来,她赴美留学,成为外交官夫人,随丈夫一起游历了世界各地。然而,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往往是刻骨铭心的,军旅生涯,是严歌苓生命中重要的一笔,即使她万水千山走遍、春花秋月看淡,从军经历还是以一种带有魔性的声音,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召唤着她,促使她去追索往事,并寻找它们与当今世界之间可能的桥梁。

我想,《床畔》的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回忆——反思”冲动,严歌苓想要寻找一座桥,试图连接两个时代的价值、审美与情感。或许她执拗地认为,桥的两端是可以彼此通达的。因此,在她的笔下,美丽而倔强的护士万红,打自十九岁来到陆军第56医院时,就没打算要离开这个川滇交界的小城。在这里,万红接受了组织上特派的任务:看护在隧道施工时被炸成植物人的英雄连长张谷雨。其间,万红与植物人专家吴医生产生了感情,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这桩美满婚事却因万红放不下张谷雨而告吹。许多年后,吴医生已举家移民美国,张谷雨也早已死去,万红却仍在这个小镇坚持着自己平凡的工作。

在别人眼里,万红无疑是“少了一根筋”:张谷雨已被医学鉴定为是植物人了,只有她相信他还具有知觉与情感;张谷雨的妻子玉枝,也早已接受丈夫成为“活烈士”的事实,转而与锅炉师傅乔树生相好;只有万红还对张谷雨不离不弃,她悉心照料他,讲话给他听,体贴他的感受。为了照顾张谷雨,万红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与前途,一次又一次地冒险、得罪别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然而,对万红而言,无论如何,她对张谷雨必须是有始有终,她坚信张谷雨总有一天会好起来,这个信念支撑着她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她一次又一次将张谷雨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最终,在她无力回天之际,她亦赶到了张谷雨远在云南的老家,参加了他的葬礼。

《床畔》的情节不算复杂,时间跨度却有几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如崔健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床畔》中也有意展示了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出现的是空间的变化,曾经封闭淳朴的小城,如今也有了网吧、放映馆、洗脚房、发廊,曾作为医院驻地的教堂也因旅游业的兴起而被恢复使用。其次是人心的变化,张谷雨被宣传了一段时间之后,便逐渐被遗忘;妻子玉枝领着他的补贴,带着他的儿子花生,与锅炉师傅过起了家庭生活;医院也早就放弃了对张谷雨的研究和治疗,只把他当作负担。在这些变化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万红的信念。虽然她失了恋,在忧心忡忡中过早地衰老、白了头,但这位渺小而又坚韧的女性,依然在相信奇迹、尊重英雄。是的,“英雄”,这是一个让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字眼,而在小说中,万红却多次向周围的人强调张谷雨是个英雄。秦副部长要将万红调去贵州,并认为张谷雨与其他植物人没什么不同时,万红却痛心地说:“哪点不同?他是位英雄啊,首长。”——严歌苓说,万红的所作所为,这正是她“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通过万红这个人物,严歌苓重释了军人精神所包含的忠诚、勇敢、自律、牺牲等品质,从而展现出历史的嬗变,因为她相信“女性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非常能够体现时代和社会的定义”。

写到这里时,我停了停笔,一瞬间的疲软,让我听到了碾过黑夜脉搏的隆隆车声。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它混乱、无序、放纵又无所适从。然而,我并不是要说,有了英雄,这个时代就会苏醒,会停止迷茫。但“英雄”肯定会代表一种立场,不管它是可能也好,还是虚妄也罢,总会提供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矛盾地发现:对于一体化的追求与集体狂热,我是警醒的;但是,对于涣散与松弛,我同样持怀疑态度。在当今这个驳杂的语境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已失去了启蒙的冲动,北岛的时代也早已过去,而严歌苓重提英雄主义,怀念单纯的无私、忠诚与忘我品质,似乎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新的浪潮会很快刷新旧浪,每一个认真严肃的呼喊,都极有可能湮没在阵阵喧嚣里。

所以,我更愿意将万红身上所体现出的军人精神、英雄主义看作是一种象征。诚如严歌苓所说,万红坚信英雄张谷雨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不死,因此她的追求可以越过万物变化而继续鲜活:“风来了,带着黄果兰的香气,带着尘土,带着钟声的风吹起那头白发,白发下面,是万红仍旧年轻的脸。”万红的坚守成为一种象征,一种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的象征。在这个广阔的象征体系下,除万红以外的其他人其他事,便也有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意味,折射出人生百态、世事变迁。

《床畔》的成书过程,也因着总体的象征特点而表现出某种值得回味的象征性。这本书原名《护士万红》,早在二十多年前,严歌苓还在美国生活时,便开始创作它。她几易其稿,其间有三次颠覆性的重写。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她放下了它;直到去年,她又把手稿都翻了出来,推翻了之前的构思,重新写出了这部《床畔》。如果我们将万红的选择看作一种象征,那么,严歌苓的写作行为也有一层象征色彩。在带有永恒性质的象征活动中,我将不难解释为什么严歌苓会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语境里重提“英雄主义”。而所谓“英雄主义”,总是有一种彼岸色彩,它在烟渚之间,与我们生活的此岸总是保持着一段不可克服的距离。然而,它确实就在视线的临界点,给予我们一个眺望的方向。

/6/10云南昭通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诗人,作家,旅行者。

新浪微博:杨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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